交易异常专访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·罗格夫：高债务是现实，美联储无力左右实际利率，不排除美国债务违约

全球债券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抛售交易异常。

9月2日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4.81%，逼近三年来高位；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.28%，继续处于近20年来的高位。

同日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3%，再度创下30年来新高；澳大利亚、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刷新15年来新高。

而在前一日，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最高触及5.9%，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。

“这不是周期性的，而是回归正常。”刚刚参加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并发表演讲的肯尼斯·罗格夫（Kenneth Rogoff），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（以下简称NBD）专访时表示。

作为全球研究主权债务、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，肯尼斯·罗格夫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，现任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。他与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卡门·莱因哈特（Carmen Reinhart）合著的《这次不一样：八百年金融危机史》系统梳理了66个国家长达800年的债务与金融危机史，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。

肯尼斯·罗格夫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
在肯尼斯·罗格夫看来，真正值得反思的，不只是30年美债收益率为何突破5%，而是过去十多年经济学界对“超低利率时代”的集体判断。

他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·克鲁格曼（Paul Krugman）的说法，后者曾反复宣称“债务是我们的朋友”（debt is our friend），认为几乎没有必要担心政府债务。

在美国通胀连续65个月超过2%的目标背景下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，特朗普再次喊话“降息”。对此，肯尼斯·罗格夫认为，美联储对实际利率几乎没有控制力，美财政部回购美债试图压低收益率的做法不仅无效，而且会掩盖美国财政政策不可持续的现实。

本轮国债收益率大涨不是周期性的

而是利率回归正常

NBD：近期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.3%以上，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您如何理解这一轮长期美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？

肯尼斯·罗格夫：推动利率上升的因素有很多，包括史无前例的人工智能（AI）建设热潮、地缘政治碎片化、乌克兰和伊朗的战事，以及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。当然，还有全球债务规模的大幅增长。

然而，最重要的单一因素，是实际利率（即经通胀预期调整后的利率）回归正常水平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实际利率曾大幅下降。这是因为实际利率最终是由全球储蓄和投资的供求关系决定的。2008年至2009年之后，投资者变得畏缩，储蓄者更加谨慎，而监管机构过度积极，但这些因素最终会消退。

事实上，持续一段时期的超低利率和超高利率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反复出现，而利率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向均值回归。如果没有发生新冠疫情，这一正常化过程原本可能更早出现。

对于那些声称本轮利率上升完全源于AI带来生产率繁荣的人，我想指出的是，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大幅上升，而当时AI投资的规模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大。

NBD：美国联邦债务近期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。为什么美国联邦债务在近几年增长得如此之快？

肯尼斯·罗格夫：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是共同导致债务增长的大部分因素。

然而，更大的问题在于，无论哪个政党执政，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控制财政赤字的意愿。

特朗普第一任期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，拜登政府也是如此。除此之外，特朗普还推出了大规模的新一轮减税政策。而现在美国财政赤字看起来可能超过GDP的6%。在和平时期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水平。

目前，美国的军事支出甚至已经低于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。未来，美国军费支出肯定还会增加。即使民主党在2028年赢得大选，这一点恐怕也不会改变。

还有部分问题在于，随着利率恢复正常，偿债成本，也就是政府为债务支付的利息，正在大幅飙升。

美国政府、央行以及一些顶尖经济学家

过分沉迷于超低利率环境

NBD：当前我们同时看到两个趋势：债务负担快速上升，以及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。应当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？

肯尼斯·罗格夫：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，更多是利率正常化导致债务偿付成本上升的结果。

美国以及全球债务水平的上升，当然是推动利率上涨的一个因素，但绝不是唯一因素。

令人震惊的是，美国政府、中央银行以及一些顶尖经济学家，曾经如此沉迷于2010年代的超低利率环境。许多顶尖经济学家和具有影响力的经济评论人士甚至说服自己相信，“这一次不一样”（this time is different）。他们认为人口结构、不平等以及低生产率增长等因素，会让利率在未来长期维持低位。
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·克鲁格曼（Paul Krugman）曾在《纽约时报》撰写数十篇极具影响力的专栏，宣称“债务是我们的朋友”（debt is our friend），人们几乎根本不需要担心政府债务。

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·布兰查德（Olivier Blanchard）也有类似的论点，即经济增长能够持续跑赢利息支出，因此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。

或许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，是美国前财政部长、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·萨默斯（Lawrence Summers）的“长期停滞”（secular stagnation）理论。这一理论认为，如果政府每年不新增巨额债务，那么全球利率将持续维持在极低水平，经济增长也会非常缓慢。

美联储对实际收益率几乎没有长期控制力

截至2026年7月，美国PCE价格指数已经连续65个月高于美联储2%的长期通胀目标。在8月28日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，美联储主席凯文·沃什表示，倘若政策制定者无法确认通胀正回落至2%目标区间，美联储就必须采取相应政策行动。随后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31日称，“在我看来，我们理应坐拥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，而且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。”